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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又摊上大事了这几家钢企又被环保部点名了佳木斯

发布时间:2020-10-19 03:28:36 阅读: 来源:外壳厂家

持续的跨年空气污染可谓来势汹汹,2017年元旦,包括北京在内的一些城市AQI(空气质量指数)爆表。为应对跨年污染,环保部派出的10个督查组持续在重污染地区展开督查。

2017年1月2日,环保部在通报此次督查情况时表示,个别企业未严格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减排措施。唐山市鑫达钢铁有限公司、燕山钢铁有限公司没有严格按照预案实施设备停产,实际停产的生产能力小于预案规定,实际减排量达不到预案要求。正达钢铁有限公司未按唐山市预案要求实施停产,依然按照企业自身需要调节停产时间。

而此前,在2016年12月16日~21日的污染过程中,河北省唐山市鑫达钢铁有限公司、燕山钢铁有限公司以及正达钢铁有限公司就因恶意应付环保部检查等被环保部公开曝光。

此外,环保部督查还发现,个别企业违反限停产规定,擅自生产、撕毁封条等。

在此次空气重污染过程中,唐山市一些钢铁企业顶风违法排污问题再次被环保部督查组查实。而河北省环保厅在分赴相关市组织开展督导检查工作时,也检查出11个环保问题,其中3个与钢铁相关:

1、正达钢铁有限公司

限产方案与预案不符,未落实8∶00-20∶00生产、20∶00-8∶00停产要求,督查组要求企业根据煤气平衡修订预案启停机时间,确保生产时间不超过正常生产时间的50%;

2、九江线材有限责任公司

3#、4#烧结机烟道腐蚀,部分烟气泄露,未全部进入脱硫塔处理。预案编制不实,将1#烧结机长期停产,列入减排措施。应急预案启动前后,烟气排放未见明显变化;

3、荣信钢铁有限公司

2#烧结机烟气旁路密封不严,存在泄露。

这些钢铁企业为何冒险也要违法生产?有关专家告诉记者,去年以来,钢材价格持续上涨,最多时一个月的涨幅超过10%。专家认为,或许这正是这些企业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不顾政府再三警告冒险也要生产的主要原因。在环保法专家看来,处罚不及时、不透明,处罚偏轻偏弱也是这些企业“不拿环保部督查当回事”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

事实上,在此次重污染期间,环保部督查组还查出唐山市部门责任落实不到位,措施启动不及时问题。据介绍,唐山市政府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和Ⅱ级响应措施后,因未接到电网公司调度信息,大唐国际唐山热电有限公司未落实“减少50%以上发电负荷”的预案要求。督查组认为,问题出在电网公司与地方预警措施执行配合上存在衔接不畅的问题。

环保部1月2日通报称,唐山市瑞丰钢铁有限公司机组也未关停到位。“唐山市开平区开平镇三街村一无证石料场,在12月31日检查时未按要求停工,且拒绝环保部门检查。”对于这起案件,环保部1月2日透露,当地政府已责成相关部门予以处罚,对责任人进行拘留,并责令对其取缔。

同时,督查组还发现,唐山市交管部门未落实“省道7时至19时禁止5轴(含)以上货车行驶”的应急响应要求,在263省道上大量5轴及以上货车照常行驶。

环保部指出,顶风作案的企业还有河北邯吉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环保部说,这家企业应该采取“焖炉”措施。但督查组现场检查发现,该企业仍在持续生产,并且存在恶意排污行为,部分烟气未经脱硫处理,直接由旁路排出。

相 关 评 论

没有天生守法的企业,也没有天然弱势的执法主体

2017年伊始,环境保护部1月2日通报称,本轮重污染天气过程仍在持续。26个城市维持红色预警。督查发现,个别企业存在擅自生产、撕毁封条等行为,违反限产停产规定。

一两个小企业为非作歹,按理说也掀不起多大的风浪。不过,有几个思考,还是让人如鲠在喉。

第一,环保督查成为年底例牌的常态下,“个别污染企业”如此负隅顽抗,仅仅是胆儿太肥?距离“大气十条”的发布已过去3个年头,眼看2017年“大气十条”的大考就要来临。此时的相关企业,为何跟没事儿人一样潇洒自由?为什么在少数地方,这种高压态势始终成了眼前浮云、耳边阵风?

第二,这些“少数污染企业”并非独行侠,往往扎堆生长在某些地方,沿着违规企业的分布图,基本能研判出地方环保生态的经纬度。有一个巧合是挺耐人寻味的:环保部督查出问题的这些企业,看看它们坐落的城市或地区,再看看该地的污染状况,基本是“越有治理压力的地方越容易出问题”。换个入木三分的表达,可不可以这样说:正是违规企业抱团,当地的环境问题才积重难返?

没有天生守法的企业,也没有天然弱势的执法主体。

督查组发现的真问题,其实并没有披上什么“隐身衣”。想问一句:地方环境执法部门,是发现不了还是解决不了?被撕毁的封条,比没有封条更叫人绝望。它隐喻着“少数污染企业”对抗环境制度与环境执法的嚣张之心,更隐喻着在少数地方环保江湖里的深深套路。

去年9月,两办印发了《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计划在“十三五”期间推进省以下监测机构垂直管理和国家事权上收工作;此后的11月,国办又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旨在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新型环境管理制度体系;再之后的12月初,《“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出炉,提出了到2020年的生态环保约束性和预期性指标。紧锣密鼓的制度设计,无非是夯实环保执法的“牙齿”、练好环境监督的“肌肉”,形而下地说,地方上能解决的问题,起码少让督查组操点心。眼下来看,这项工作依然任重道远,亟待加速推进。

于经济发展而言,“环境成本时代”已经来临。就算没有遮天蔽日的雾霾,“个别污染企业”也不该在粗放的丛林阶段继续裸奔。从这个意义上说,挫挫“个别污染企业”的嚣张气焰很有必要——既要看看当地的环境执法生态,更要反思背后的主体责任、监管责任。

治标也好、治本也罢,环保如果不能触动违法违规企业的利益,又如何能在发展理念上触及公众的灵魂?2017年,只有让“个别污染企业”过不上好日子,群众才能在阳光、空气和水的生存三要素里稍稍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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